比自由更美的是慈悲

在广州龟缩两天，小宇宙恢复得七七八八，决定搭乘明早8点的飞机回北京。

本来还可以在广州多睡两天，总部让我回来，其实没什么述职，就是休息。回去，是因为惦记自己的小窝，先是紧急前往淄博采访胶济铁路翻车事故，然后是去四川灾区，已经有将近一个月没在家呆过。坐早班机回去，是因为惦记自己在北京的那个小小team。我觉得他们都很想念我，也担心我。搭乘早班机回去，可以和他们一起吃中饭，就这么简单。

这两天，朋友们都对我很好。他们为我做了很多事，比如跑到酒店来，陪我这个不愿意出房门的人聊天。比如带我在停留广州的最后一天里多吃一点广州的美食，好让我更开心一点。就这么简单。

请容许我用感恩的心情提到今天的两顿饭。

中午吃的是：盐局猪肚、五指毛桃煲龙骨、文昌鸡、炭烧猪颈肉、蛋角香芋煲胜瓜。

晚上吃的是：双皮奶、顺德爽鱼皮、顺德牛奶煲粥、沙姜鸡、陈村粉。

谢谢我得到的一切。

明天，我将再次离开。

广州下了一天雨，我也没出去看。早上醒来看看雨停了。

昨晚睡的很好。因为在梦里得到了安慰。我看见数以万计的银白色灵魂，沉默着，源源不断的走进一条河流。他们彼此不交谈，只是有秩序的走进去，然后在河水中消失。

他们仍然存在，只有这样才能放心。他们仍未被忘记，只有这样才能释然。如果我们的体内都有一个银白色的小人儿存在，那么一切的路途都有了方向。

值得你为之努力的，不是肉体，而是灵魂。值得你有所忌惮的，不是肉体，而是灵魂。这次我们切切实实的有所见，我们也该切切实实的醒来了。

我必须承认，因为尚未领悟“谦卑”的全部含义，现阶段的我把“示弱”看做无法接受的事。但在这里，我还是想写下自己的脆弱和渺小，以及我在无助时得到的宝贵帮助，希望这段短时间的心理记录能够帮助到更多人。那么，这是我可以接受的示弱。

从离开汶川开始，我被高强度的梦魇包围。之所以没有使用“噩梦”这个词，是因为我并未在梦境中感觉到任何恐惧。它的主要症状是：我的神经处于极其紧张紧绷的灾区状态中，无法放松。它的主要危害是：神经更加紧绷，更加无法放松。比如，前天晚上我的梦境主题是我作为灾民被埋了，目睹墙壁出现裂缝到倒下，感受被垮塌建筑活埋进入黑暗，等待救援的全过程。

昨天回到广州，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需要自我调节和改善。回到酒店后，我还找小舅在网上打了40分钟的斗地主，然后在11点洗澡放松睡觉。但是刚躺下，问题又来了。

这晚，我的梦境主题变了，不再是被埋葬的难民，变成主动的救人方。

第一个梦是我在我老家曾住过的某个建筑物，我沿着一条满是废墟砖石的楼梯往上走，走到第五层的时候，发觉遇见一个脸色惨白的妇女。她倒在地上，看起来很不舒服。我在梦中的第一感觉是，这是个吸毒者，第一直觉是，要救人。于是我把她打横抱了起来，往下狂奔去找医院（这个女人并不愿意去医院，过程中和我扭打起来，后被我制服），路上有其他人帮助，找到了一家看似开在地下的诊所。到达诊所前，这个女人一度心脏停止跳动！我喊医生给她做人工呼吸，通过按压胸部，她恢复了心跳。这个时候我才发现，在扭打的过程中，我的中指第一节和食指第一节已经被她几乎咬断。医生开始给我做治疗，把我的手指缝合了。旁边有女人说，这种人不值得你救，一看就是吸毒的，云云。这个女人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类似男友的人，他把她接走了。此女醒来后未曾和我道谢过，但上出租车离开前，突然回来对我说了声谢谢。

这个梦是我记得最清楚的，所以描述的比较仔细。整个梦，在我此时回忆时，坐在这个陌生的酒店房间里我甚至有一点害怕，比如回忆起那个废墟楼梯。但在做梦的当时是不恐惧，只是紧张，神经高度疲劳，越睡越疲劳。后来还做了很多个类似的梦。比如坐在桌边向同事们一个个说救援的故事。最后一个梦是某救援队处于一个高架桥下，但是巨石穿过水泥混凝土的桥面，砸烂了队员的头。

最后因为走廊上有其他旅客大声说话导致我醒来。一看手机才两点四十，觉得非常绝望。再睡下去还是不停的被类似梦境纠缠。昨天在成都的酒店，今天在广州的酒店，都是类似的房间，类似的梦境，绝望极了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，理智时候的我会明白，原因是在灾区呆了一段时间，大脑皮层受到较深刺激，对所见所闻留下强烈印象。这种印象之强烈，令它徘徊不去，夜里就转化为梦境。就像某人沉迷于某种网络游戏的时候，做梦也会继续交战。理论上是清楚的，但半夜被高强度梦境弄得疲惫不堪又是另外一回事，这个时候，我需要帮助。

近半夜三点，我上网，想看看有没有能够随便聊几句的人在线，缓解一下紧张情绪，这是我的自救手段。正巧，我碰见了钱琨。

钱琨是我的一位同事，在此之前由于我们分为北京和广州两地工作，甚至还没见过面。但大家相互支援作战已久，已经有了兄弟般的信任感和交流的基础。更加巧合的是，钱琨还参与负责网易目前的一个大型震后项目：蓝十字心理干预计划。简单说，就是由网易出钱出力，聘请专家设立心理辅导站，对进入震区的各色人等和灾民进行心理重建。当然，这是我后来和钱琨聊天后才了解到的。也就是说，我非常幸运，找到了一个半夜三点我能找到的最好谈话对象：有信任度，懂一点心理干预方面的知识。

钱琨先让我看一下他做的“网易蓝十字心理干预”网页，我看了下，毫不客气的批评说没找到我想找的东西，可见我的刻薄在情绪不稳时仍然如故。的确，我希望它排开几十位心理专家的感情信箱，让所有人能够去信和得到回信，针对具体问题拥有解决方案。目前的东西，谈的比较泛泛，会让人心生“这帮不到我”的感觉。

钱琨被我打击了一下，结果他毅然决定出来请我吃宵夜，和我聊聊。感谢广州，这是个半夜三点多还有东西吃的地方。

出门之前，钱琨还百度了一下，想更多了解此时应该对我说什么，不应该说什么，他非常细心。

一路上，他尽量避开“地震”这个话题，和我聊各种不相关的事情，聊他的生活和想法，前一段时间的出差经历，聊北京的后海和南锣鼓巷，以及一切他认为可能令我放松的东西。我们在一家沙县小吃坐下，我喝了点乌鸡炖汤，吃了点饺子，和他扯了四十分钟。

回去的时候，鸟叫了。钱琨说，根据他的经验，鸟叫代表天快亮了，这个时候应该四点半了。
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记住了这句话。它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含义，但我回房间一看，真的是刚过四点半。

被送回酒店，我突然睡着了。这次一觉睡到今天的中午12点。中间也出现过和灾区有关的梦，不过已经不是凄厉类型的，其中有一个我记得是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家庭一起重建一个新的家，很温柔。另外还有一个搞笑类型的梦，梦见李嘉欣结婚，我当狗仔队，偷拍了好多照片，在梦里就笑的稀里哗啦。

醒来后，我给钱琨发了条短信，说谢谢。

写出这个晚上的经历，也不知道对于其他有类似震区生活经验的人是否有用。也许是我比他人更加敏感和脆弱，但整体看来问题也不大，因为你可以从我的叙述中发现，我一直在努力自我分析、调节和自我干预，并像我们的政府一样，不排斥外来救援队进行帮助。

希望每个人都睡得好。

我想我会更加关注网易的这个新项目，钱琨和很多同事在筹备的蓝十字心理辅导。希望他们能帮助更多人。

 

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明天我就要离开汶川了。

13号到都江堰，此后绵阳绵竹汉旺北川茂县汶川一路奔波。

方三文老师昨天说我，说你在灾区呆了这么久，还真是神经健全啊。

终于换岗了，换班了，明天走马尔康回成都，再去广州公司大本营述职报到，见一见后方的兄弟们。我知道，他们都在等待我的归来。

呆在这个临时新闻点，觉得有很多话想说。

不说了。

网易新闻接汶川孩子去广州念书的计划还在继续，也许赶不上在儿童节前把这份礼物给羌族的孩子们了，那又有什么关系。只要最后能做成一点事情，不管是辛苦、争执，或者是其它一些微不足道的误解，都没有关系。

用一张自己的工作照作为对这段时间马不停蹄的纪念。摄于汶川县原迎宾馆，现在的临时新闻中心。

谢谢所有关心过我的人。

这是一封普通的EMS，发件人是深圳市沙头角沙堡村56号的陈观玉，收件人写的是“汶川救灾办公室专深圳志愿者支援汶川救灾人员收”。

像这样的邮件，救灾指挥中心里有很多。要么写志愿者收，要么写汶川灾民收。今天上午，陈观玉的这件EMS被转交到深圳市来汶川的志愿者逯君老师手上。他来这里的目的和网易的目的重合：关注普通人命运，寻访受灾的羌族村寨，把因为地震无法上课的儿童们以学校为单位，尽我所能地集体接到广州或深圳过渡就读。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，所以我在汶川一直停留，逯君老师也一直呆在这里。

由于逯老师来自深圳，救灾中心便把这封EMS交给了他。

逯老师说，这封EMS，他不能打开。因为深圳来汶川自愿救灾的志愿者实在太多了，他是其中之一，但他无法以个人代表这个群体。EMS里是厚厚的一叠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但只要我们知道它已经到达了，并已经到达该收到它的人手中，就已经安心了。

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打开这封EMS呢？逯君老师的说法很有趣，他想让更多来自深圳的志愿者知道，有一个叫陈观玉的深圳人给这个群体寄了这个EMS，那时候就可以打开看看究竟是什么。

我同意逯老师的这个说法，于是写下这篇博客，写给所有来自深圳的志愿者。

三天前的夜晚，我在汶川龙溪乡，和天津援川防疫队在一起。他们是灾后第一支赶赴汶川进行消毒、疾控的救援队，来自天津疾病控制中心（简称天津CDC）。这些小伙子，极其专业，极其辛苦，极其可爱。

那天晚上，星星很多。刚下完一场大雨，帐篷里像水牢一样。我们都不愿意早睡，就摆出凳子坐着神侃。

队员们说，他们自从开始救灾就一直扎在汶川的龙溪工作，其它灾区都没去过，也看不了电视报纸，要我给他们说说受灾的情况。我就给他们说绵竹，说我体验过的那个黑暗的都江堰夜晚，给他们说汉旺镇的农民是多么饥饿，给他们说我毕生难忘的北川之夜，我们从瓦砾堆里救出来的生命和目睹的一次次死亡，说我遇见的那么多遇难者遗体和能做的最后尊重，说我见到的英雄的消防员，说到香港红十字会的医生在北川街头等待一个可能的生命期望。

说到香港仁济医院的医生，在告别时最后对我说的话：“要好好写报道。”整个帐篷一片沉默。我们不能哭，因为这还不是我们哭泣的时候。

沈芃老师打破沉默，他说他要讲个故事。布朗寨里两个老太太的故事。

他说，在龙溪乡的布朗寨，有两个可怜的老太太。一个腿部贯穿，穷，没钱治，拖了很多年，结果化脓穿孔，导致腿部贯穿了一个大洞。沈老师请教过外科同行，像这种情况，只能截肢。老太太已经70多岁，做截肢可能导致多种并发症，做不得这手术。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拖着。老太就住悬崖边，每天拖着穿洞的腿，沈老师觉得她随时都可能掉下去，让人揪心。另外一个老太太，她有心脏病。沈老师问，你平时吃什么药？老太太抖抖搜搜的翻了半天，找出一瓶药，说她平时就吃这个，速效救心丸，天津生产的。沈老师一看，只剩两粒了。老太买不起药，穷，就剩这两粒药，舍不得吃。

沈老师就是天津来的救援队员，这就是天津生产的药，可他们来的太急，带的都是消毒药品，居然没有带这种药。这个天津男人，当时觉得万箭穿心。他恨自己，为什么没有带救心丸，为什么一个天津的医生不能给他的病人一瓶天津生产的急需药物。

说到此时，老主任忍不住抽泣失声一面哭一面说，我们的老百姓太苦了，我们的农民太苦了。他们最怕的不是地震，是穷！后来，他抱着头抑制情绪，突然，又痛哭一声，是那种男人的抽泣和悲声，他说，我就算自己去买，想办法去买，也要给她买一瓶速效救心丸。

当时，帐篷里陷入一片极长的静默中。这一幕给了我很深的印象。我在心里暗自发誓，沈老师还在山上救援，购买药物不方便，下山以后，我要想办法去买救心丸。

第二天，我哥大头从北京给我打电话，问我还要在灾区呆多久，缺什么。我说，什么都不缺，要买的话就买药吧。当时给他开了个药单，要天津的速效救心丸，要救援队急需的皮炎药品、消毒用药、抗病毒口服液，还有刚找到的汶川妹妹阿美，她家里的老人需要肠胃药，小孩需要治疗腹泻的药。我哥说好，让朋友给我带。

今天下午四点多，我突然接到电话，说有人给网易的记者带了两箱东西来。我心想好了，药来了！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！赶快奔去。两大箱，我要的药都在里面：

10ml注射器19支，棉棒4袋。盐酸左氧氟沙星7盒。头孢拉定胶囊10盒。头孢氯卡片4瓶。抗病毒颗粒5盒。藿香正气片19盒。抗病毒口服液36盒。复方黄连素片20盒。肠胃康片2盒。胃康灵胶囊10盒。胃复舒胶囊10盒。皮炎平20支。速效救心丸2盒。

大头、买药的朋友亚丽，我给你们鞠躬，给你们鞠躬谢谢了。

10分钟后，我找到汶川妹妹的小姨，四盒胃药，两盒治腹泻的药，是这户羌族人家急缺的药。

15分钟后我在汶川县城里找到下山开会的王栩冬领队，把药箱交给他的天津救援队，特别请他帮我把两盒速效救心丸带给沈老师。

沈老师，我们不哭。

这就是速效救心丸的故事。

我们口中的汶川妹妹，同学和老师的何世美，家里人口中的阿美。她今年十八岁，多好的年龄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你描述她是一个怎样的姑娘，或者告诉你她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家庭。易于表达的是，当阿美听说我们想拍摄她身着羌族民族服装的照片，就回到已经变成震后危房的亲戚家中，找出了她唯一的一套桃红色民族服装。当我离开她的家，阿美反复对我说，姐姐，这套衣服一定要送给你，你答应我，走之前一定要告诉我，一定要把它带走。那是羌族女人最美丽的手绣服装，我不知道震后她是否只剩下了这一套优美的衣裳。而阿美与之同住的舅舅、小姨也一样热情善良。他们目前住在一个停止施工的工地里，全家亲戚七口人挤在一个帐篷里，鸡蛋只剩下四个，小姨把它们统统拿出来，给我们炒了一锅蛋炒饭。酒，家里已经没有了，震后也没人有心情喝酒。但舅舅看见我们来找阿美，他高兴，就满城去找，终于被他找到四瓶啤酒，统统开了，和我们干杯。阿美的舅舅说活着真好，阿美的姨夫说见到我们来真好，他们说羌族有个规矩，客人碗里的肉一定要夹满，客人杯里的酒一定要倒满。在废墟里，我们就这样为相逢，为寻觅到的美好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宴会。吃着，喝着，说着，笑着，我们没有人哭，我们喝得很开心。就这样酒足肉饱的离开阿美的家，谁能相信，我们是在一户灾民家吃的如此红光满面。

那是他们剩下的物资，那是他们从来不缺少的爱。我们因阿美而相识，因人类之间无法回避的爱意而庆祝。这天，我和同伴在城里也找了很久，是为了想找到卖鸡蛋的地方，给阿美家把吃掉的四个鸡蛋送回去。没找到，最后我在汶川县城刚开张的小卖铺里买了一堆吃食，用麻袋装着，正午的太阳很晒，我扛着麻袋往阿美家走，好高兴。

让我们从头说起。

阿美是汶川县龙溪乡马灯村的人。这里居住着很多羌族人，这里的羌族姑娘都有一双小鹿般温柔的眼睛。6岁以前，阿美有一个好幸福的家。在那段孩子的黄金岁月里，阿美曾经有过生命中唯一的一次远行经历，当时父母做点小生意，家里有余钱，一家人去成都玩了一次。现在，阿美已经不太回忆得起成都是什么样子，但她一定记得那美好的时光。6岁的某天，阿美的母亲带着她在田里干活，修路打炮让山壁上的石头突然滚落，重重地砸在母亲的头上。阿美还很小，她本能的反应是掀起母亲的围裙，替她盖住破裂的头骨。就这样，阿美目睹了母亲的死亡。

不幸接踵而至。两年后，村里组织村民上山用火铳打野猪，何爸爸因走火受伤，由于家境贫困，无法做更好的治疗，钢珠至今留在他的身体里。这造成了何爸爸右手、右脚的残疾，还令他的语言系统受到损伤，说话也含糊不清。

何爸爸艰难地抚养着阿美和她的弟弟小龙。家里也有地，但太小，又贫瘠，一点农产品只够自己吃的。经济来源主要靠兔子。阿美告诉我们，他们家养的兔子很可爱，如果是小兔子，就卖15元一对，如果是大兔子，就按6元钱一斤把肉卖掉。何爸爸养了很多兔子，孩子也渐渐被拉扯大了。小龙初中毕业后，知道家里经济困难，姐姐又已经进入威州民族师范学校读书，就自愿退学，帮爸爸做事支撑家计。

现在，阿美就读于威州民族师范学校的二年级，还有两年她就该毕业了。学费一年五千多，加生活费一周一百。一个月不到500。穿的衣服都是县城里上班的小姨买的或者小姨穿过的，这些主要靠舅舅小姨来资助。

5.12汶川大地震发生时，正是阿美的午间休息时间，当时她趴在五楼教室的课桌上打盹。地震了！阿美使劲往楼下跑，所幸，教学楼未垮，人没受伤。第二天，亲戚来学校找到她，此后就去帐篷里和亲戚们挤着住。第三天，阿美在汶川县城里拼命找龙溪的老乡，终于得知寨子没什么大事，父亲和弟弟都平安。

城里亲戚人不少，怎么住成了灾后的大问题。起初，他们住在一个平整的山头上，但那里卫生条件差，住的人又太多，长辈一商量，决定搬走。现在，阿美他们住在一个叫“盛世天苑”的工地里。这里原本会成为汶川最高级的商品房，县城里到处都有这个楼盘的广告。灾后，因为这里的建筑质量比较结实，刚盖起的工地成了灾民的帐篷搭建地。每到吃饭的时间，钢筋水泥的工地里就会飘出处处炊烟，花椒味飘起来，白菜和黄瓜切起来，大人小孩混杂着住在一起，人烟井然。我们随阿美和她的亲戚妹妹们去领过一次水，家家户户拿出各种能盛水的器具，在水龙头下把生活用水接回去，日子过得很有章法。跟我们一起去接水的，还有阿美的远方表妹，小女孩特别活泼，她是阿尔村的孩子，那是阿美母亲的老家。小女孩给我们即兴唱了一段羌语的歌谣，歌声悠扬。一问，原来小女生还是阿尔村羌族合唱团的，算是专业演员。现在，阿尔村小学已经成了危房，于是小演员也下了山，来到汶川，和亲戚们住在一起。

（最左边的小女孩，就是这个天生的羌族小歌手）

会过日子的人，在哪里都会过日子。能唱歌的人，在哪里都能歌唱。就像阿美现在做的这样，来水了就去接水，吃完饭就洗碗。空闲的时候她就去做志愿者，按照团委的安排，扫地、给食堂洗碗、搬运救灾物资。

汶川妹妹今年十八，工地里是她的家。她想把自己前途飘渺的学业努力完成，她想好好生活，她想看更大的世界。这一切，本该是世界送给每个孩子的最好礼物，就连地震，也不该把它夺走。2008，我们和阿美在一起，想有一个更大的家。

（文/许晓 图/狗熊）

这是一位汶川羌族少女，她微笑着，神情恬静。

5月24日，我们在汶川县城临时新闻中心上网，看见她的照片，心头一痛。
她不幸遇难了吗？在茂县来汶川的路上，我们看见过太多倒塌的羌寨，像萝卜寨，甚至已经成为一片废墟。
她还活着吗？如果活着，她现在过得好不好，笑容是否还像照片中这样纯真，这样美丽？
几乎没有作太多思考，我们决定去寻找她。尽管知道这一路将面对岩石坍塌，大山变色，仅凭一张照片要在震后的羌寨里寻人，简直是自不量力。
但总得做些什么，因为山河破碎之处更需要心存希望。
这时，我们手头的线索包括：一张5年前的旧照片，一个叫做“龙溪乡马灯村”的地名。

整个下午，到处打听有没有车子去龙溪。问了指挥中心，无车。问了帐篷里几个同住的司机，他们也都有了安排。满城呼啸而过的物资运输车辆，大大小小的越野车，都不去我们想去的方向。晚上，得知汶川县的宣传部副部长就是龙溪人，我们顿觉寻车有戏。不巧的是，部长下乡工作去了，我们一直等到凌晨，也没见到他回来的影子，只好怏怏放弃。
天幸，第二天上午找到了天津市援川救灾防疫队。他们是最早到汶川的救援队，包揽了龙溪的救灾防疫任务，对该处乡村了如指掌，当天下午就会再次发车上龙溪。
得知有便车可搭，我们喜出望外。得知马灯村在地震中只死亡一人，我们忍不住立刻给后方发回短信：“汶川妹妹应该还活着！”
中午统一放饭的时间到了，为免错过天津防疫队的车，我和同伴轮班吃饭，另一人负责守车。食堂里抢到一个位子，碗起筷落，几分钟草草扒完饭，跟车出发。
防疫队的救护车一路爬行，和他们的领队王栩东聊天，得知这支防疫队共有10人，分成城区和龙溪两组工作。为了给村民治病，预防传染病，龙溪的所有乡村寨子都跑遍了。汶川妹妹居住的马灯村，也是天津队的工作范围之内。能听到亲身去过的人说说当地的路况和灾情，这比翻什么地图都管用。寻人一事，现在看来很靠谱。到达防疫队的龙溪驻地后，我们向去过马灯的队员询问情况。他们说，要去马灯，得继续往山里爬，从这里到寨子，要走四公里。
时间是正午两点，太阳高照，正宜爬山。


路上，我们遇见了温柔的羌族女孩，

也遇见了和蔼可亲的羌族老妈妈。

原来，汶川妹妹的家乡是这么美丽的地方：

其中一段路，还幸运的搭上了金川卫生监督队的车，直到这样的山路，车子已经无法通行：

越过大山，趟过溪谷。我们迅速跑过一些看起来特别容易滚落石头的危险地带。为了安全，最后一段路已经无法沿原路前进，那里的路基都已经损坏了，只能下到田地里，再从没有路的地方攀援爬上。正当我们一身土，一腿泥的时候，羌寨突然出现在眼前：

看上去，羌寨没有遭受太严重的地震打击。至少大部分房子都还挺立着，没有出现想象中一片废墟的惨况。一进马灯村，看见几个妇女在路边聊天，我们便拿着照片找上去，询问汶川妹妹在哪里。碰巧的是，下面图片里的这位老年羌族妇女就是汶川妹妹的伯母，她们一眼认出了照片里的女孩。
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马灯村这个寨子里一共才30多户人家，住在这里的村民有着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。她们能认出汶川妹妹是谁，家在哪里，是很自然的事。村民说，我们要找的羌族少女不在马灯村，她在汶川县城里。不过，汶川妹妹的爸爸和弟弟都在家，并且很快为我们找来了她的父亲。

上面这位，就是汶川妹妹的父亲何兴庆。从他口中，我们终于知道要找的女孩叫什么。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：何世美。家里人叫她阿美。何爸爸说，阿美在汶川读书，她还在县城里，现在很好，和亲戚住在一起。很快，阿美的弟弟何小龙也回来了。

还没有见到汶川妹妹阿美本人，我们先参观一下她的家。堂屋的正墙上留下了裂缝，这是地震留下的痕迹。

阿美去汶川县城读书后，回家住宿的时间并不多。她的小房间里贴着林志玲，滨崎步和林俊杰的海报。

何小龙忙着给我们砸山核桃，我们在堂屋里和何爸爸聊天。原来，阿美在6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，父亲又在2年后遭遇意外导致右手和右腿行动不便，这个家，一直很拮据。何爸爸亦父亦母，把阿美和弟弟小龙拉扯大。家里没什么土地，种一点樱桃和玉米，主要是自家吃用。何爸爸残疾之后，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家里养的一批兔子。小龙在初中毕业之后，没再读书，在家里帮助爸爸养兔子。就是下面照片中的小动物，支撑着这个困难的羌族家庭：

看见我们来找阿美，关心地震后女儿的安危，何爸爸很高兴。他说的是四川话，因为意外导致的残疾，还影响了他的语言功能。我们只能从他的眼神，和他紧握我们的双手中，一次次的感觉到，何爸爸很高兴，他真的很高兴。

聊着聊着，何爸爸还翻出了早逝妻子的照片和他们的结婚照，让我们看看阿美的母亲。

 

 

我们很想在这里再呆一阵，陪何爸爸再聊一会。但山中天色已晚，回去还有4公里路要走。看看天上，大片的乌云已经飘过来，暴雨降至。我们不敢再耽搁，要了阿美的联系号码后，决定起身回营地。何爸爸把阿美的手机号给了我们，又说已经欠费停机了，同时给了我们城里亲戚的电话。和他们握手，再握手。弟弟何小龙怕我们没水喝，从柜子里掏出一瓶绿茶，一瓶蜜桃饮料，硬塞给我们。这饮料还不知道是他们走了多少路背回来的救灾物资，我们使劲推辞，最后还是拿了一瓶绿茶，和一袋沉沉的山核桃。

回首望去，羌寨仍然静静的站立在那里，安详，无言。

26号中午，我们搭便车准备回汶川去找阿美。在乡政府门口又遇见了何小龙，他在这里等今天的救灾粮。看见我们，小龙说，姐姐刚才回来了！

我们赶快问是怎么回事，原来，阿美今天回龙溪了。走到龙溪乡，遇见弟弟，听说我们在找她，以为我们已经去汶川寻人了。结果阿美没有回马灯，在龙溪就搭便车下汶川找我们去了。

就这样和阿美错身而过，我们当即决定马上回汶川。

正午11点30分，站在汶川街头，打通阿美小嬢*注：即小姨*的电话。

“你们在哪里？”

“我们在武装部门口。”

“我和阿美过来找你们，在那里等就好。”

12点，街对面多了两个女孩，看起来几乎一般大。她们也看见了我们，开始挥手。那就是汶川妹妹！就是阿美！她穿的是便服。只是，我们印象中的她一直是那个美丽的蓝衣羌族少女，如此美丽，如此温柔，5年的记忆，穿越时间和眼前的她漫漫沿沿重叠在一起，终于融合。

看，汶川妹妹长大了：

（文/许晓 图/狗熊）

汶川宣传部的李老师是个好人，拿过两瓶水给我们喝，现在能在临时新闻中心上网也是托他的福。刚才，有个穿白背心的男人从眼前掠过，一看，好眼熟啊。哇！原来是李老师。怎么有点不一样了呢？原来，是发型变了。

原来一直是乱糟糟的没有发型（这里的人都是这个发型），现在变成了精神的小平头。

我说，李老师，肯定是去理发店了吧？

李老师笑呵呵的：“是啊，理发去了，8块钱。连洗头发的水都没有，理发以后自己找冷水龙头洗了个头。现在舒服啊。”